study notes
Saturday, October 8, 2011
汪晖:跨体系的社会
牛逼文章。抄一下。
在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中,我对民族区域及其混居性有了新的理解。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民族自治,其理由正在于各民族的混居、交融,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以混居性为前提的。这一思考与我先前关于中国历史和亚洲问题的一些讨论有连贯性,但更集中于"区域"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论坛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心的支持下,我和王铭铭教授分别于2008年年底和2009年5月共同主持了"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2008年12月6-7日,北京)和"跨社会体系---历史与社会科学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2009年5月21-23日,成都)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王铭铭借用马歇尔·莫斯(MarcelMauss)的"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systems)概念对会议主题进行阐述,我在回应中,半开玩笑地使用了"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的区域、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跨"这个前缀已经被用滥了,它代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区域等等传统范畴的趋势和动向。但我还是相信,"跨体系社会"与此不同,这一概念中的"跨"是由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政治、礼仪的力量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只是镶嵌在上述复杂的社会关联中的交往活动之一。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家、跨民族、跨区域活动是一种将各种文化和政治要素统摄于经济活动的力量,那么,"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恰恰相反,它提供的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区域通过交往、传播和并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文化形态。
用"跨体系的"这一术语界定"社会"也有另一层面的考虑。马歇尔·莫斯(MarcelMauss)所定义的"超社会体系"实际上就是由"几个社会共同的社会现象"所组成的文明概念。在莫斯和涂尔干看来,文明是经由一些中介和起源关系而长期保持关联的社会聚合体,是"集体表象与实践的传播"。王铭铭特别指出这一体系是超越我们通常定义的"民族体"的区域性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体系,既有"物质文化"、"地理"、"经济"的表达方式,亦有宗教、仪式、象征、法权、伦理的表达方式,既可以是现世的,也可以是宇宙论与道德-法权方面的。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及其周边,以朝贡、外交、贸易、婚姻、宗教和语言等媒介构成的网络,亦即日本学者经常使用的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或东亚文明等术语,也都可以称之为一种"超社会体系"。
将"超社会体系"改造成"跨体系社会"实属望文生义,我是想以之对民族区域这一范畴加以概念化。也许,这个说法不过是"半个玩笑"而已。混居地区的家庭和村庄常常包含着不同的社会体系(族群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以致我们可以说这些"体系"内在于一个社会、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在历史编纂学中,以一个族群、一个宗教或一个语言共同体作为叙述单位是民族主义时代的常见现象。但如果这些族群、宗教和语言是交互错杂地存在于一个区域、一个村庄、一个家庭,那么,这一叙述方式就可能造成对这一复杂关系自身的删减、夸大和扭曲。对我而言,"跨体系社会"就概括了这样一些独特的、常常为现代知识忽略或简化的历史现象,也因此提供了一种重新描述这些现象的可能性。
王斯福谈及"文明"概念时说:"文明如同'文化',但它强调的是文化的传播;它接近'社会',但只是一部分,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推断文化组成部分的惯性关联、实践和生产的方式,以及它们怎样被异地、异文明的附加成分转化的问题。文明很广泛,但并非社会、文化和物质生活的综摄概念。"文明概念促使人们去探究文化间的传播与结合,而我借"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所想讨论的,不是连接多个社会的文明网络,而是经由文化传播、交往、融合及并存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即一个内含着复杂体系的社会。
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在界定什么是文化上的欧洲或文化上的中国时的角色大致相似,但不同之处何在?王国斌有一个洞见,他说:"基督教超越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而儒家思想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尽管是复杂的)综合体中。......如果我们假定政治和文化的融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独有特征,我们会面临将中华帝国的政治建构策略视为'现代的'这一窘境。"按照这一观察,基督教界定了文化上的欧洲,但无法形成文化与政治的统一,直到民族主义的时代,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才被综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与此相对照,中国作为一个复杂却单一的综合体就是以儒教文明为前提的。这一描述提供了一种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中国的历史形态,也是欧洲构想中的未来形态。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儒家思想"---它是一种可以与其他思想和价值相互协调的政治文化(从而也就可以从其他的角度界定其特征),还是相对单一的价值体系?由于儒家文化、甚至中国文明等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用途中趋于单一化(如将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并举,实际上将中国文明界定为一种相对单纯的儒教文明),如何解释中国社会中的非儒家文化体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在18世纪以后的清朝尤为突出。清王朝的统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但并不建立在单一文化、单一宗教甚至单一文明之上,恰恰相反,清代是一个跨文化的、跨宗教的、跨文明的"跨体系社会"---既包含着多重体系,又构成了一个富于弹性的社会。对于中原地区、蒙古、西藏、回部或西南边疆地区而言,皇帝既是他们的内部统治者(对于中原内地而言是皇帝、对蒙古而言是大汗、对满州而言是族长、对西藏而言是文殊菩萨转世等等),也是萨林斯(MarshallDavidSahlins)所谓"陌生人-王"(stranger-king)。说到底,皇权并不只是某一区域的内部统治者,他的身份的"跨体系"性质才是整个帝国合法性的源泉。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中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综合与统一时,需要对"文化"或"文明"重新加以界定---不是按照宗教、语言、种族或其他单一要素加以界定,而是将其视为"跨体系社会"的日常生活、习俗、信仰、价值、礼仪、符号及政治体系的综合体。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儒家思想,不如说是能够将儒家传统、藏传佛教、伊斯兰文化等等"体系"综合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实现了中国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统一性。
这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王朝政治中的主导性。但就连接中国社会的各种丰富线索而言,儒家文化不足以表述清朝政治疆域与文化疆域的统一。正如上述皇权的多面性一样,清代政治文化是在多重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正是跨体系社会及其对文化的界定本身导致了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统一---在跨体系社会中,文化必然是政治的。对于儒家而言,政治就是礼教的活动和过程,它的理想功能是创造一个共同(而又和而不同的)的世界。
讨论跨体系社会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结构。康德在谈到国家的时候说:"国家是一个人类的社会,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加以处置。它本身像是树干一样有它自己的根茎。"但康德的国家概念与民族国家有着重叠关系。如果把这一论断放到中国历史中,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国家是一个跨体系的政治结构,只有在它的统一性与跨体系性相互重叠的时候,我们才能将这个国家称之为"一个人类社会"---这个人类社会是由若干相互渗透的社会以独特的方式联结起来的。"一个"的含义只能在"跨体系"的意义上理解,而不能在"反体系的"或"整一的"意义上理解。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国家不但涉及物质文化、地理、宗教、仪式、政治结构、伦理和宇宙观及想象性世界等各种要素,而且还要将不同体系的物质文化、地理、宗教、仪式、政治结构、伦理和宇宙观及想象性世界连接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跨体系社会"不但不同于从"民族体"的角度提出的各种社会叙述,也不同于多元社会的概念---较之于多元一体概念,它弱化了体系作为"元"的性质,突出了体系间运动的动态性。体系是相互渗透的体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体系,因此,体系也是社会网络的要素。"跨体系社会"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相互关联,但也依赖于一种不断生成中的政治文化,它将各种体系的要素综合在不断变动的关联之中,但并不否定这些要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如果"儒家思想"在清朝居于主导的地位,那恰好是因为"儒家思想"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性质,它善于穿针引线,将其他体系精巧地编织在富于弹性的网络之中,而又并不否认这些"体系"自身的独特性。儒教社会并不要求西藏、蒙古或其他地区按照儒家伦理-政治原则和礼仪系统规范自身的社会关系。在边疆属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王朝没有将自身的政教关系和法律体制强加在地方性关系之中,所谓从俗从宜,即根据具体情境和社会变迁,协调统一王朝与地方性秩序之间的关系。王朝用儒家天下观念解说朝贡关系,但也预留了其他社群对这一关系进行弹性解释的可能性。清代皇权在藏传佛教与儒家思想之间达成的平衡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清朝皇帝可以被西藏社会视为文殊菩萨转世,那么,藏族社会内部也必定存在着灵活界定内外关系的政治文化(即便这一政治文化以宗教信仰或当地习俗和礼仪的形式出现,也必然是政治的,因为它必须处理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形式)。事实上,朝贡-藩属-藩地等关系并不是均质的,它总是根据参与者的特征而产生变异。因此,儒家思想的政治性就表现在它对自身边界的时而严格时而灵活的持续性的界定之中。依据不同的形势,夷夏之辨、内外之分既是严峻的,又是相对的,不同时代的儒者-政治家根据不同的经典及其解释传统,不但提出过一系列解释,而且也将这些解释转化为制度性的和礼仪性的实践。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型的描述,在实际的历史变动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渗透、支配、排斥和斗争(如战争、改土归流等等)同样贯穿着整个历史进程。无论是礼仪性的体制,还是强制性的机器,它们总是与统治的问题相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正是不同的统治形式之间的差异。
如果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关系不是放置在"中国"的范畴内,而是放置在亚洲区域的范畴内,认为"儒家思想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尽管是复杂的)综合体中"的论断就会面对如何界定政治边界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观察这一问题。首先,日本、朝鲜半岛、琉球、越南等等都在所谓儒教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之中,但并未因此形成"一个单一的(尽管是复杂的)综合体"。当明治日本和昭和日本试图以此作为其大东亚扩张计划的根据时,遭到了这一区域内各国家和民族的激烈抵抗。其次,与琉球、朝鲜半岛和越南等深受儒家文化和汉字文化影响的地区相比较,西藏、蒙古、回部等中国王朝(以及继之而起的现代国家)的有机部分并不在儒教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内。在欧洲民族主义影响下,蒙古、西藏、回部分别产生过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但无论是中国的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在努力寻求中国的统一方面并无根本分歧。在整个20世纪,曾产生过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均与如何解释作为"中国"的"跨体系"特征并创造相应的政治-法律体系有关。
从区域的视野观察,儒教之于东亚的角色毋宁与基督教之于欧洲的角色十分相似,它对东亚地区的文化特征的界定并未与政治边界相互重叠。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差别恰好在于基督教文明对于两者边界的统一具有内生的渴望,而儒教文明圈虽然具有某些趋同性,但并不强烈地追求两者的政治统一,它以另一种方式将不同的王朝连接成为一个"跨社会体系",其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由中心-边缘关系构成的所谓朝贡网络。由于浜下武志等日本学者的努力,作为一种区别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亚洲区域模式,朝贡体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文化史领域,也有学者进而将朝贡贸易与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概念相互关联。这类以儒学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图景大多以"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单位,并循海洋朝贡和移民路线,从东北亚地区扩展至东南亚地区。但是,朝贡体系并不必然与儒学、汉字文化或相同的宗教信仰相互重叠,它同样存在于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区。西藏、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缅甸不仅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性质各不相同的朝贡-藩属或朝贡-属地关系,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复杂的藩属与朝贡关系。由于"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都不以文化同质性作为唯一的存在根据,它们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也就是自然的了。
"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都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过程。任何离开历史的变动、权力关系和人的活动来理解区域、中国和亚洲等历史范畴的方式,都是没有意义的。在20世纪的急遽变动中,塑造区域、中国和亚洲的力量已经是全球性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导的模式,在战争、革命、贸易、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流动中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形态,社会的跨体系性和内部差异显著地缩小了。因此,要想对当代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复杂关系加以阐释,就有必要思考20世纪在重新塑造中国的主权、人民、区域关系中的巨大的作用。但即便如此,就区域内或区域间关系而言,"跨体系社会"或"跨社会体系"等概念还是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理解和反思历史关系的独特视角---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跨体系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在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中,我对民族区域及其混居性有了新的理解。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民族自治,其理由正在于各民族的混居、交融,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以混居性为前提的。这一思考与我先前关于中国历史和亚洲问题的一些讨论有连贯性,但更集中于"区域"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化论坛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心的支持下,我和王铭铭教授分别于2008年年底和2009年5月共同主持了"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2008年12月6-7日,北京)和"跨社会体系---历史与社会科学叙述中的区域、民族与文明"(2009年5月21-23日,成都)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王铭铭借用马歇尔·莫斯(MarcelMauss)的"超社会体系"(supra-societalsystems)概念对会议主题进行阐述,我在回应中,半开玩笑地使用了"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的区域、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跨"这个前缀已经被用滥了,它代表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区域等等传统范畴的趋势和动向。但我还是相信,"跨体系社会"与此不同,这一概念中的"跨"是由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政治、礼仪的力量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只是镶嵌在上述复杂的社会关联中的交往活动之一。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家、跨民族、跨区域活动是一种将各种文化和政治要素统摄于经济活动的力量,那么,"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恰恰相反,它提供的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区域通过交往、传播和并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文化形态。
用"跨体系的"这一术语界定"社会"也有另一层面的考虑。马歇尔·莫斯(MarcelMauss)所定义的"超社会体系"实际上就是由"几个社会共同的社会现象"所组成的文明概念。在莫斯和涂尔干看来,文明是经由一些中介和起源关系而长期保持关联的社会聚合体,是"集体表象与实践的传播"。王铭铭特别指出这一体系是超越我们通常定义的"民族体"的区域性物质与精神关系的体系,既有"物质文化"、"地理"、"经济"的表达方式,亦有宗教、仪式、象征、法权、伦理的表达方式,既可以是现世的,也可以是宇宙论与道德-法权方面的。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及其周边,以朝贡、外交、贸易、婚姻、宗教和语言等媒介构成的网络,亦即日本学者经常使用的汉字文化圈、儒教文明圈或东亚文明等术语,也都可以称之为一种"超社会体系"。
将"超社会体系"改造成"跨体系社会"实属望文生义,我是想以之对民族区域这一范畴加以概念化。也许,这个说法不过是"半个玩笑"而已。混居地区的家庭和村庄常常包含着不同的社会体系(族群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以致我们可以说这些"体系"内在于一个社会、一个村庄、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在历史编纂学中,以一个族群、一个宗教或一个语言共同体作为叙述单位是民族主义时代的常见现象。但如果这些族群、宗教和语言是交互错杂地存在于一个区域、一个村庄、一个家庭,那么,这一叙述方式就可能造成对这一复杂关系自身的删减、夸大和扭曲。对我而言,"跨体系社会"就概括了这样一些独特的、常常为现代知识忽略或简化的历史现象,也因此提供了一种重新描述这些现象的可能性。
王斯福谈及"文明"概念时说:"文明如同'文化',但它强调的是文化的传播;它接近'社会',但只是一部分,这就促使我们去思考和推断文化组成部分的惯性关联、实践和生产的方式,以及它们怎样被异地、异文明的附加成分转化的问题。文明很广泛,但并非社会、文化和物质生活的综摄概念。"文明概念促使人们去探究文化间的传播与结合,而我借"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所想讨论的,不是连接多个社会的文明网络,而是经由文化传播、交往、融合及并存而产生的一个社会,即一个内含着复杂体系的社会。
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看,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在界定什么是文化上的欧洲或文化上的中国时的角色大致相似,但不同之处何在?王国斌有一个洞见,他说:"基督教超越了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而儒家思想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尽管是复杂的)综合体中。......如果我们假定政治和文化的融合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个独有特征,我们会面临将中华帝国的政治建构策略视为'现代的'这一窘境。"按照这一观察,基督教界定了文化上的欧洲,但无法形成文化与政治的统一,直到民族主义的时代,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才被综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下。与此相对照,中国作为一个复杂却单一的综合体就是以儒教文明为前提的。这一描述提供了一种区别于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它既是中国的历史形态,也是欧洲构想中的未来形态。
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儒家思想"---它是一种可以与其他思想和价值相互协调的政治文化(从而也就可以从其他的角度界定其特征),还是相对单一的价值体系?由于儒家文化、甚至中国文明等概念在我们的日常用途中趋于单一化(如将中国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并举,实际上将中国文明界定为一种相对单纯的儒教文明),如何解释中国社会中的非儒家文化体系就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在18世纪以后的清朝尤为突出。清王朝的统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但并不建立在单一文化、单一宗教甚至单一文明之上,恰恰相反,清代是一个跨文化的、跨宗教的、跨文明的"跨体系社会"---既包含着多重体系,又构成了一个富于弹性的社会。对于中原地区、蒙古、西藏、回部或西南边疆地区而言,皇帝既是他们的内部统治者(对于中原内地而言是皇帝、对蒙古而言是大汗、对满州而言是族长、对西藏而言是文殊菩萨转世等等),也是萨林斯(MarshallDavidSahlins)所谓"陌生人-王"(stranger-king)。说到底,皇权并不只是某一区域的内部统治者,他的身份的"跨体系"性质才是整个帝国合法性的源泉。因此,当我们讨论中国历史中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综合与统一时,需要对"文化"或"文明"重新加以界定---不是按照宗教、语言、种族或其他单一要素加以界定,而是将其视为"跨体系社会"的日常生活、习俗、信仰、价值、礼仪、符号及政治体系的综合体。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是儒家思想,不如说是能够将儒家传统、藏传佛教、伊斯兰文化等等"体系"综合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实现了中国的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统一性。
这并不否认儒家文化在王朝政治中的主导性。但就连接中国社会的各种丰富线索而言,儒家文化不足以表述清朝政治疆域与文化疆域的统一。正如上述皇权的多面性一样,清代政治文化是在多重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正是跨体系社会及其对文化的界定本身导致了文化与政治边界的统一---在跨体系社会中,文化必然是政治的。对于儒家而言,政治就是礼教的活动和过程,它的理想功能是创造一个共同(而又和而不同的)的世界。
讨论跨体系社会不可能不涉及政治结构。康德在谈到国家的时候说:"国家是一个人类的社会,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加以处置。它本身像是树干一样有它自己的根茎。"但康德的国家概念与民族国家有着重叠关系。如果把这一论断放到中国历史中,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国家是一个跨体系的政治结构,只有在它的统一性与跨体系性相互重叠的时候,我们才能将这个国家称之为"一个人类社会"---这个人类社会是由若干相互渗透的社会以独特的方式联结起来的。"一个"的含义只能在"跨体系"的意义上理解,而不能在"反体系的"或"整一的"意义上理解。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国家不但涉及物质文化、地理、宗教、仪式、政治结构、伦理和宇宙观及想象性世界等各种要素,而且还要将不同体系的物质文化、地理、宗教、仪式、政治结构、伦理和宇宙观及想象性世界连接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跨体系社会"不但不同于从"民族体"的角度提出的各种社会叙述,也不同于多元社会的概念---较之于多元一体概念,它弱化了体系作为"元"的性质,突出了体系间运动的动态性。体系是相互渗透的体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体系,因此,体系也是社会网络的要素。"跨体系社会"的基础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相互关联,但也依赖于一种不断生成中的政治文化,它将各种体系的要素综合在不断变动的关联之中,但并不否定这些要素的自主性和能动性。
如果"儒家思想"在清朝居于主导的地位,那恰好是因为"儒家思想"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性质,它善于穿针引线,将其他体系精巧地编织在富于弹性的网络之中,而又并不否认这些"体系"自身的独特性。儒教社会并不要求西藏、蒙古或其他地区按照儒家伦理-政治原则和礼仪系统规范自身的社会关系。在边疆属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王朝没有将自身的政教关系和法律体制强加在地方性关系之中,所谓从俗从宜,即根据具体情境和社会变迁,协调统一王朝与地方性秩序之间的关系。王朝用儒家天下观念解说朝贡关系,但也预留了其他社群对这一关系进行弹性解释的可能性。清代皇权在藏传佛教与儒家思想之间达成的平衡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清朝皇帝可以被西藏社会视为文殊菩萨转世,那么,藏族社会内部也必定存在着灵活界定内外关系的政治文化(即便这一政治文化以宗教信仰或当地习俗和礼仪的形式出现,也必然是政治的,因为它必须处理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形式)。事实上,朝贡-藩属-藩地等关系并不是均质的,它总是根据参与者的特征而产生变异。因此,儒家思想的政治性就表现在它对自身边界的时而严格时而灵活的持续性的界定之中。依据不同的形势,夷夏之辨、内外之分既是严峻的,又是相对的,不同时代的儒者-政治家根据不同的经典及其解释传统,不但提出过一系列解释,而且也将这些解释转化为制度性的和礼仪性的实践。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型的描述,在实际的历史变动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渗透、支配、排斥和斗争(如战争、改土归流等等)同样贯穿着整个历史进程。无论是礼仪性的体制,还是强制性的机器,它们总是与统治的问题相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正是不同的统治形式之间的差异。
如果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的关系不是放置在"中国"的范畴内,而是放置在亚洲区域的范畴内,认为"儒家思想将文化边界和政治边界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尽管是复杂的)综合体中"的论断就会面对如何界定政治边界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观察这一问题。首先,日本、朝鲜半岛、琉球、越南等等都在所谓儒教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之中,但并未因此形成"一个单一的(尽管是复杂的)综合体"。当明治日本和昭和日本试图以此作为其大东亚扩张计划的根据时,遭到了这一区域内各国家和民族的激烈抵抗。其次,与琉球、朝鲜半岛和越南等深受儒家文化和汉字文化影响的地区相比较,西藏、蒙古、回部等中国王朝(以及继之而起的现代国家)的有机部分并不在儒教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内。在欧洲民族主义影响下,蒙古、西藏、回部分别产生过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但无论是中国的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在努力寻求中国的统一方面并无根本分歧。在整个20世纪,曾产生过各不相同的政治主张,它们之间的分歧均与如何解释作为"中国"的"跨体系"特征并创造相应的政治-法律体系有关。
从区域的视野观察,儒教之于东亚的角色毋宁与基督教之于欧洲的角色十分相似,它对东亚地区的文化特征的界定并未与政治边界相互重叠。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之间的差别恰好在于基督教文明对于两者边界的统一具有内生的渴望,而儒教文明圈虽然具有某些趋同性,但并不强烈地追求两者的政治统一,它以另一种方式将不同的王朝连接成为一个"跨社会体系",其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由中心-边缘关系构成的所谓朝贡网络。由于浜下武志等日本学者的努力,作为一种区别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亚洲区域模式,朝贡体系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文化史领域,也有学者进而将朝贡贸易与儒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等概念相互关联。这类以儒学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图景大多以"东亚"作为一个区域单位,并循海洋朝贡和移民路线,从东北亚地区扩展至东南亚地区。但是,朝贡体系并不必然与儒学、汉字文化或相同的宗教信仰相互重叠,它同样存在于中亚和喜马拉雅地区。西藏、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缅甸不仅与中央王朝之间存在着性质各不相同的朝贡-藩属或朝贡-属地关系,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复杂的藩属与朝贡关系。由于"跨体系社会"与"跨社会体系"都不以文化同质性作为唯一的存在根据,它们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也就是自然的了。
"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都不是静态结构,而是动态过程。任何离开历史的变动、权力关系和人的活动来理解区域、中国和亚洲等历史范畴的方式,都是没有意义的。在20世纪的急遽变动中,塑造区域、中国和亚洲的力量已经是全球性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导的模式,在战争、革命、贸易、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流动中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形态,社会的跨体系性和内部差异显著地缩小了。因此,要想对当代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复杂关系加以阐释,就有必要思考20世纪在重新塑造中国的主权、人民、区域关系中的巨大的作用。但即便如此,就区域内或区域间关系而言,"跨体系社会"或"跨社会体系"等概念还是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理解和反思历史关系的独特视角---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内部的"跨体系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Sunday, January 9, 2011
为什么用M2去分析中国能得出中国崩溃论,并且为什么这个是错的。。
I've read lots and lots of articles about why and when China will crash, the #1 reason is M2 oversupply in China, compared to the M2 in US. However this is totally B.S. and comparing apple to orange. Here's why:
There are different measures to gauge the money supply.
M1/M2/M3/L
M1: currency in circulation; commercial bank demand deposit; ATS; credit union share draft; savings bank deposit; traveler checks
M2: M1 + overnight purchase agreement issued by commercial bank; overnight Euro Dollar; savings account; CD under $100k;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M3: M2 + CD over $100k, term purchase agreement
L: M3 and other liquid assets: Treasury bill, savings bonds, comercial paper, bankers acceptance, Euro Dollar holdings of US resident in none banks
From above, you can clearly see using M2 to represent the money supply and comparing liquidity in circulation is grossly misleading.
Since FED stopped publish M3 number (you have to ask why), we can only find unofficial number from Shadowstats.com that indicates M3 is close to 11 trillion dollars.
In addition, we are not counting L which include treasury bills and saving bonds. Those are liquidities that can flow to M2 any time if the holder cash them out.
With Stock capitalization in China is much smaller than US', bond market is also no comparison with US'. Euro Dollar worldwide is huge, plus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s derivatives is sky high, I do not think the author is comparing apple to apple thus the conclusion may be drastically overstated.
Thursday, December 30, 2010
史上最差的房市
待售的二手房数量:
新屋库存量: (converted to month of supply)
新屋动工:New House Construction Rate is making a historical low at below 500K units per annual
http://i43.tinypic.com/359kbqo.jpg
household income 也是几十年最差。
http://www.davemanuel.com/charts/median_household_income.gif
但是,根据"历史经验",新屋动工数低于500K之后,房市一般就触底了。之后8到12年楼市会慢慢涨回来。
Monday, December 6, 2010
凯恩斯理论(9到13章)
凯恩斯理论最基本观点是,需求不足导致生产力下降、GDP下降、失业率上升。需求的不足是由
要增加需求、缓解就业,一般会采取下面的方法:
(一般的观点是,总需求每增长2%,失业率能下降1%。或者说,GDP每增长2%,失业率下降1%)
要降低通货膨胀,一般会采取如下做法:
(一般认为,GDP每减少5%,通胀能减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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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状:当央行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修高铁之类),如上分析,会使国内利率上升,海外游资蜂拥而至,人民币升值压力变大。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压力,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游资会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币,要是货币总量不变,根据供需关系,人民币汇率会自然上升;所以人民银行被迫印新钱来满足这些额外的需求。与此同时,利率的上涨会导致investment下跌,国进民退。所以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还是这么多年扩张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当然也不能忽略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supply shock。人民币每次升值,出口顺差会大幅下降,导致总需求下降;为了增加需求,又被迫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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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看上去基本无解了。扩张的财政政策用处不大,尤其是现在赤字过于严重,政府根本没钱;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唯一出路,但是尽管现在的利率已经是历史性低点,investment似乎仍然起不来,出口也被中、德卡着也上不去。GDP没法高速增加,10%的失业率也就下不去。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一次性贬值美元了,或许会看到这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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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以及它们相互的关系:
1. 需求(aggregate demand):这个是社会的总的需求。
2. 生产力,或者叫供给(aggregate supply): 社会的总产出。长期来看,aggregate supply是恒定不变的,除非发生工业革命;短期(一年到两年)来说,aggregate supply是受价格影响的:价格越高,aggregate supply越高。这个的原因是,价格上升之后,real wage下降(real wage = wage / price),工厂雇佣工人相对便宜,这时候工厂就会多雇人,labor demand上升;工人雇得多了,total output自然就会增加,所以aggregate supply也会上升。
3. National Income: 也就是GDP
4. Total Output: 也是GDP。National income是从需求的角度解读GDP,而total output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GDP。
5. 失业率
6. 通货膨胀(期望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
7. 利率
8. 汇率
9. capital inflow
10. net export
- 紧缩的货币政策所引起;
- 收紧的财政政策所引起;
- 高通货膨胀所引起。
高通胀会导致工人实际工资下跌,工厂会多雇人;工人雇的多了,total output自然会增加。但是需求并没有因为通胀而增加,这样就会导致生产过剩,产生经济危机。高通胀的起因比较复杂, 可能是由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所引起(比如2001到2007年),也有可能是由于原材料的突然大幅上涨(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
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关系可以用下面这个式子来表示:
inflation = expected inflation - (unemployment rate - natural unemployment rate) + supply shock
- 这里的natural unemployment rate,一般认为是6%,失业率降到6%以下就是充分就业了。伯南克前两天才说过,美联储的目标是在未来4年把就业率降到6%。这个6%貌似是过去60年失业率的一个中值,但是variance非常大。。
- supply shock是指原材料价格的突然变化。
- expected inflation一般是指去年的inflation rate。当然,如果大家都预期会高通涨,这个rate也会上升。expected inflation的影响,是前几年拿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行为经济学",以及"imperfect economics"所研究的范畴。
举两个例子:
- 1) 1974年石油危机期间,油价上涨一倍,当年的通胀立刻上升了10%。这个属于supply shock影响通胀;
- 2) 今年3季度的core CPI只有1%,主要的原因是失业率太高,unemployment rate - natural unemployment rate太大,把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都给 抵消了。
长时间的高失业带来的恶果是,失业工人的skill level会大幅下降,再就业愈发困难;同时长时间的失业会使一个人的再就业欲望大幅下降。这个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和美国在过去10年间,每年就业总人口不断减少。============
要增加需求、缓解就业,一般会采取下面的方法:
(一般的观点是,总需求每增长2%,失业率能下降1%。或者说,GDP每增长2%,失业率下降1%)
- 扩张的财政政策。
扩张的财政政策是指增加政府开支,或者减少税收。但是任何一种方案都会导致利率上升,(这是因为需要的钱多了,如果政府不印钱,银行里的钱就会不够,银行为了把钱留下来,被迫提高利率)。利率的上涨会导致 1) 个人和企业投资的下降,也就是所谓的国进民退;2) 汇率上涨,(因为游资会觉被高利率所吸引,capital inflow会因此上升),出口下降。投资的下降和出口的下降会降低需求,使得财政政策的效果打折扣。
- 宽松的财政政策
印钱是最好的选择了。直接印钱会降低利率(大家手上钱多了,当saving rate不变的时候,往银行存的钱会增加,银行会趁机降低利率),低利率能够刺激投资;同时利率降低后汇率会随之降低,出口增加,外贸顺差增加。所以印钱可以从很多个方面增加总需求,并降低失业率。当然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了。
- 贬值本币
贬值本币可以刺激出口,增加GDP,进而拉动就业。 中国1994年人民币直接贬值50%,是之后15年腾飞的基础阿。尤其周边国家及其友好的没有跟着竞相贬值,实在是天助TG。
要降低通货膨胀,一般会采取如下做法:
(一般认为,GDP每减少5%,通胀能减少1%)
- 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提高利率。当然要保持利率稳定,就只有提高银行储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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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状:当央行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修高铁之类),如上分析,会使国内利率上升,海外游资蜂拥而至,人民币升值压力变大。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压力,唯一的方法就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游资会用大量美元换取人民币,要是货币总量不变,根据供需关系,人民币汇率会自然上升;所以人民银行被迫印新钱来满足这些额外的需求。与此同时,利率的上涨会导致investment下跌,国进民退。所以现在的通货膨胀,主要还是这么多年扩张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当然也不能忽略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supply shock。人民币每次升值,出口顺差会大幅下降,导致总需求下降;为了增加需求,又被迫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陷入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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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情况:看上去基本无解了。扩张的财政政策用处不大,尤其是现在赤字过于严重,政府根本没钱;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唯一出路,但是尽管现在的利率已经是历史性低点,investment似乎仍然起不来,出口也被中、德卡着也上不去。GDP没法高速增加,10%的失业率也就下不去。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一次性贬值美元了,或许会看到这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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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几个基本要素,以及它们相互的关系:
1. 需求(aggregate demand):这个是社会的总的需求。
2. 生产力,或者叫供给(aggregate supply): 社会的总产出。长期来看,aggregate supply是恒定不变的,除非发生工业革命;短期(一年到两年)来说,aggregate supply是受价格影响的:价格越高,aggregate supply越高。这个的原因是,价格上升之后,real wage下降(real wage = wage / price),工厂雇佣工人相对便宜,这时候工厂就会多雇人,labor demand上升;工人雇得多了,total output自然就会增加,所以aggregate supply也会上升。
3. National Income: 也就是GDP
4. Total Output: 也是GDP。National income是从需求的角度解读GDP,而total output是从供给的角度解释GDP。
5. 失业率
6. 通货膨胀(期望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
7. 利率
8. 汇率
9. capital inflow
10. net export
- National income = Government spending + saving rate * (income - tax) + Investment + net export.
这里saving rate * (income - tax)是表示消费。Government spending越高,或者tax越低,利率会越高,consumption, investment, net export都会越低。
- 钱印的越多,interest rate越低,national income越高。
- 利率降低,则capital inflow降低,汇率也会降低;汇率降低之后,出口会上升。
- inflation越高,则real wage越低,labor demand上升,supply上涨。
Tuesday, November 23, 2010
经济活动周期(第9章)
继续从demand/supply角度分析通胀、通缩、物价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央行总是倾向于增加货币供给。
推荐看9、10、11章。。。
社会的总需求包括consumption + investment,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总和。
以下五种情况囊括了所有可能的经济活动趋势:
1. 商品价格变化不大,而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减少(比如2008~2009),需求减少,则a) 生产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增加; 并且导致 b)价格下降,开始通缩。
2. 商品价格变化不大,而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大幅增加,需求增加, 则短期内生产必然增加,工厂扩张,雇佣更多劳动力,失业率下降。但是与此同时,需求的增加也会推高商品价格。这个是美国90年代黄金10年。
3. 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变化不大,但是商品价格突然上涨,(比如说74年石油危机导致物价暴涨,或者今年的粮食价格上涨),会变向降低需求,然后导致生产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增加。
4. 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变化不大,但是商品价格突然下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不讨论了。
5. 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减少,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大幅上升(1和4的叠加),这个会更严重的打击需求,导致生产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增加。
央行的对策:
增加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一般的做法就是多印钱,并且降低利率,期望可以加快货币流通。但是关键一点是,多印钱并不能保证这些钱都进入流通领域。比如美国现在大量的钱都用来填银行和两房的窟窿,并未能刺激消费与投资。
后果显就是物价会大幅上升。
分析一下现实问题(这是我自己胡扯着玩了。。关键是没有数据没法证明):
1) 中国现在靠房子拉动个人消费,然后印钱造高铁和地铁拉动政府支出,看起来未来几年这两个仍然是重中之重。但是物价过高的后果已经显现了。用农业补贴来控制物价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升息只会导致货币流通减缓,需求降低,进一步推高失业率。
2) 美国现在就是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在减少,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大幅上升。这个是最坏的情况了,大概就是所谓的滞胀。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印钱,并且让大量的钱尽快进入流通领域,以期可以刺激消费、增加需求,但这会进一步推高物价。。
美联储洒钱的唯一方法是从银行和投资者手中回购债券。会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 这些钱的很大一部分会被用来填补银行和两房的窟窿,那么这些钱实际上短期无法进入流通领域,根本起不到作用。这个意味着股市其实涨不上去。。另外一旦粮食价格突然回落,立刻就会开始严重的通缩。这意味着短期国债利率不可能上升,故而价格会上升;但是长期来看,这些钱始终还是会出来的,所以长期利率会上涨,30年国债价格会下跌。因此好的投资手段应该是分批购买短期国债(SHY),做空长期国债(买TBT,或者空TLT)。
2)银行窟窿不大,这些钱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但是大家都不会轻易拿钱去扩大生产,只能拿去炒股、炒债券、炒期货。。所以未来一年会是一个股市的大牛市,可以多买点股票屯着;另外房子迟早也会被炒起来,所以现在买房反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1),那美国会走日本的老路;如果是(2),美国大概会开始一个类似03到08年的轮回。
但是不管是(1)还是(2),失业率肯定仍然会是居高不下。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是增加政府支出。但是O8已经决定要削减政府开支了。
推荐看9、10、11章。。。
社会的总需求包括consumption + investment,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的总和。
以下五种情况囊括了所有可能的经济活动趋势:
1. 商品价格变化不大,而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减少(比如2008~2009),需求减少,则a) 生产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增加; 并且导致 b)价格下降,开始通缩。
2. 商品价格变化不大,而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大幅增加,需求增加, 则短期内生产必然增加,工厂扩张,雇佣更多劳动力,失业率下降。但是与此同时,需求的增加也会推高商品价格。这个是美国90年代黄金10年。
3. 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变化不大,但是商品价格突然上涨,(比如说74年石油危机导致物价暴涨,或者今年的粮食价格上涨),会变向降低需求,然后导致生产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增加。
4. 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变化不大,但是商品价格突然下降。。。这个可能性比较小,不讨论了。
5. 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减少,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大幅上升(1和4的叠加),这个会更严重的打击需求,导致生产减少=>工厂关门=>失业率增加。
央行的对策:
增加个人消费、公司消费或者政府支出。一般的做法就是多印钱,并且降低利率,期望可以加快货币流通。但是关键一点是,多印钱并不能保证这些钱都进入流通领域。比如美国现在大量的钱都用来填银行和两房的窟窿,并未能刺激消费与投资。
后果显就是物价会大幅上升。
分析一下现实问题(这是我自己胡扯着玩了。。关键是没有数据没法证明):
1) 中国现在靠房子拉动个人消费,然后印钱造高铁和地铁拉动政府支出,看起来未来几年这两个仍然是重中之重。但是物价过高的后果已经显现了。用农业补贴来控制物价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升息只会导致货币流通减缓,需求降低,进一步推高失业率。
2) 美国现在就是个人消费、公司消费和政府支出都在减少,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大幅上升。这个是最坏的情况了,大概就是所谓的滞胀。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印钱,并且让大量的钱尽快进入流通领域,以期可以刺激消费、增加需求,但这会进一步推高物价。。
美联储洒钱的唯一方法是从银行和投资者手中回购债券。会有两种可能的情况:
1) 这些钱的很大一部分会被用来填补银行和两房的窟窿,那么这些钱实际上短期无法进入流通领域,根本起不到作用。这个意味着股市其实涨不上去。。另外一旦粮食价格突然回落,立刻就会开始严重的通缩。这意味着短期国债利率不可能上升,故而价格会上升;但是长期来看,这些钱始终还是会出来的,所以长期利率会上涨,30年国债价格会下跌。因此好的投资手段应该是分批购买短期国债(SHY),做空长期国债(买TBT,或者空TLT)。
2)银行窟窿不大,这些钱直接进入流通领域。但是大家都不会轻易拿钱去扩大生产,只能拿去炒股、炒债券、炒期货。。所以未来一年会是一个股市的大牛市,可以多买点股票屯着;另外房子迟早也会被炒起来,所以现在买房反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是(1),那美国会走日本的老路;如果是(2),美国大概会开始一个类似03到08年的轮回。
但是不管是(1)还是(2),失业率肯定仍然会是居高不下。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是增加政府支出。但是O8已经决定要削减政府开支了。
Monday, November 22, 2010
经济增长与危机(第7章)
曼昆始终喜欢从supply/demand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问题,很有意思。。
1. Supply: economic output,和capital stock成正比。
经济学家对output per worker也很有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引伸出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MPK)。MPK的含义是每多一个工人,平均每个人能多产出多少(平均产出是output/labor-count). "How much extra output a worker produces when given an extra unit of capital."
2. Demand: demand comes from consumption (c) and investment (i). Saving rate deter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 and i:
output = c+i
c = output(1-s) + i
1. Supply: economic output,和capital stock成正比。
经济学家对output per worker也很有兴趣,并在此基础上引伸出Marginal product of capital(MPK)。MPK的含义是每多一个工人,平均每个人能多产出多少(平均产出是output/labor-count). "How much extra output a worker produces when given an extra unit of capital."
2. Demand: demand comes from consumption (c) and investment (i). Saving rate deter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 and i:
output = c+i
c = output(1-s) + i
Sunday, October 31, 2010
unemployment(第五章)
这章最有意思的观点莫过于失业率和油价成正比。。70年代、80年代初、2007~2010是三个失业高峰,而在同一时期油价都曾上涨到历史性的高度。90年代的油价相对稳定,失业率也很低。
1.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1.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Workers are unemployed not because they are ac- tively searching for the jobs that best suit their individual skills but because, at the going wage, the supply of labor exceeds the demand. These workers are simply waiting for jobs to become available.
If the real wage is stuck above the equilibrium level, then the supply of labor exceeds the demand. The result is unemployment.
2。 工会
美国和法国是工会控制力最弱得,只控制了16%与11%的员工。日本工会的影响力甚至要超过美国...而欧洲的工会力量最强大,不知道这是不是造成政府高赤字的一个原因。另外,欧洲的福利制度也造成了高失业率。
3. efficiency wage theory:
1) 在次发达国家,efficiency wage由食物价格决定;
2) 发达国家,工资由employee turnover决定:工资低,员工流失率高,rehiring成本增高,最终会有一个动态平衡。
3) 由star employee决定。By paying a wage above the equilibrium level, the firm may reduce adverse selection, improve the average quality of its workforce
4)工资高-->员工勤奋工作;成本上升-->降低工资--> morale hazard --> 加工资,最后产生一个动平衡。
4. 高失业率的几个原因:
1) baby boomer。
2) 油价。These large changes in oil prices may have required reallocating labor between more-energy-intensive and less-energy-intensive sectors.
3) productivity。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从durable goods order数据可以看出。
5。几种不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也就是算不算上因为工作太难找而不愿意找工作的,和最近暂时不想找工作的。
U-1 Persons unemployed 15 weeks or longer, as a percentage of the civilian labor force (includes only very long term unemployed)
U-2 Job losers and persons who have completed temporary jobs, as a percentage of the civilian labor force (excludes job leavers)
U-3 Total unemployed, as a percentage of the civilian labor force (official unemployment rate)
U-4 Total unemployed, plus discouraged workers, as a percentage of the civilian labor force plus discouraged workers
U-5 Total unemployed plus all marginally attached workers, as a percentage of the civilian labor force plus all marginally attached workers
Note: Marginally attached workers are persons who currently are neither working nor looking for work but indicate that they want and are available for a job and have looked for work sometime in the recent past. Discouraged workers, a subset of the marginally attached, have given a job-market related reason for not currently looking for a job. Persons employed part time for economic reasons are those who want and are available for full-time work but have had to settle for a part-tim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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